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因各自学术路径、方法论范式、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引发的这场思想界论战影响深远。
他们认为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这多半是因为蒋庆在讲政治儒学的缘故。我曾讲过：大陆新儒家主要在做两件事：创教与干政。
他心目中的大陆新儒家，是与港台新儒家相对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留在大陆的儒家。例如我本人的中国正义论，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儒学。事实上，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而且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界定大陆新儒家概念。这样的人物尽管不是太多，但也绝非一小撮人。
此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应当归入大陆新儒家。同时徐复观也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参与过政治。这里的绝对，在于其不可替代、自身成立，也就不会自我毁灭。
我们建议把这种悬置叫做自然态度的悬置[22]。一个多元的社会，体现在它拥有数之不尽的竞争场域。如果真的是他的马跑不快，孔子就不会褒奖他不自夸了。§1.导言 a)何为大是大非？ 是非，作为观念，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实践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它不属于沉思中的观念，而属于行动中的观念。
既往不咎在今天不但无法稳定社会，而且还会象孔子时代的使民战栗一样不合时宜，甚至扭曲人与人的权责关系，带来社会失范。宰我说周人以栗，目的是使民战栗，即通过暴力恐吓统治平民。
可以说，在权威与说服之间，孔子为权威的优先性辩护，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既有的等级社会结构。事实上，孔子死后，鲁哀公也越礼给他做了诔： 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用兵打仗的事，我没学过，第二天随即离开卫国：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只有内在批评才可能消解一种观念，带来观念的更新换代。
如果说孔子谈利与命不多，也许说得过去，但是仁呢，还能说谈论不多吗？ 主流的解读，如黄侃、阮元、何晏、邢昺、程颐、朱熹，都倾向于认为是这些概念本身晦涩精深，常人难以把握，所以孔子一般不与人谈论。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而言，一方面，在私有领域，仍然需要尊重与场域结构相适应的习性或权威，才能获取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因为公共事务中身份平等观念的到来——在中国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志的——而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从暴力、强力及权威中解脱出来，进入说服关系。（《论语?为政第二》） 事实上，人们有几种方法来做选择。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高中时在偶然情况下，阅读了法国社会学家兼汉学家葛兰言《中国古代婚姻范畴与近亲关系》（CatégoriesmatrimonialesetrelationsdeproximitédanslaChineancienne）一书，深受冲击，据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回忆，在他决定研究血缘亲族关系时，葛兰言发挥了重要作用[6]。
如同导言中哈贝马斯所概括的一与多的问题，pluri-之多是一与多之多。难道要像匹夫匹妇那样为了小信，在沟里上吊，而不为人知吗。
此后，毛还发明了小是小非一词，用以凸显大是大非。终了的事情，不再劝说。
但是，显然，他们都在公共事务中留下了值得记忆的功绩。意识形态（idéologie）这个法语词最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然而现代人所说的意识形态，来自黑格尔，因后者的界定，成为一个严格术语，在内涵上早已脱离了其最初的法语词源。争执通常发生在家庭结构或其延展中，或说熟人社会中。1898年的百日维新变法迅速失败，但是融合了小康、大同思想的张三世的历史观却已经深入人心，为其后中国人进一步消化和接收西方思潮做了精神上的准备。意识形态为平民提供了一种先验法确定信念的方式，在固执法与权威法因为执拗于旧有社会结构而无法顺应形势变化转型的历史时刻，先验法确定信念，就是平民参与公共事务最有效的方法。在这样一套理论体系中，布尔迪厄引入了一个与场域互为镜像的概念：习性。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第十七》） 由此看来，孔子不说的原因是很多的。
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有了发明自己独特价值观以对抗西方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在才智与权威之间，孔子坚决地为权威的优先性辩护。
4)不愠：在自由与权威之间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第一》）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会成为君子之德？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愠，愠包涵愤怒和怨恨，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定义愤怒： 一种针对某人或他的亲友所施加的为他们所不应遭受的显著的轻慢所激起的显著的报复心理所引起的有苦恼相伴随的欲望。（《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实际上，在暴力、强力与权威之间选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各种君子之德间选择，诸如诚信、说服、尊严、才智等等，即，在诸善之间，如何分辨优先顺序做选择？ 2)不争：在说服与权威之间 在说服与权威之间，孔子一贯选择权威。
在新的形势下，今天的知识人又应该如何选择？ §4.孔子之学的现代转型 孔子确立的传统，为士人所传承，历经二千多年，权威等级体系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达到了它的极限。血缘与生俱来，个人不可抗拒不可改变，是与暴力性质相同的自然力量，因此，基于自然血缘的等级社会结构，凭借的是暴力，崇尚的是强力。在此后的接收方式上，正如王夫之以气论气化儒、释、道三家学说一样，中国人还是以气化的方式去接收西方思潮。这种反应，在孔子的权威建议下，得以内化成为习性。
于是为他做了一种叫做诔（音lei）的高规格葬礼。孔子不赞成社会交往中的争执。
因为要在公共事务中发表意见，就应该接受你的意见所带来的后果，同时也要接受你由于具有能力，而没有拿出足够好的意见，由此所带来的后果。（《论语?宪问第十四》） 子贡说：管仲不能称仁吧？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但不以死尽节，反而又去辅佐桓公。
我们确信，如果这样做的那些人们能分辨危险且知道如何应对的话，一定不会如此这般地把自己的眼睛蒙住。即无论pluri-表示的多有多么大的数量，万变不离其宗，所有多永远都不会失去一的绝对参照。
权威只按等级要求服从，而不理对错。寻找同盟本身就是对权威的否定，只有人们相信身份平等时，人数多才优于人数少，若非如此，同盟——比——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权威是只看地位、不看人数的。至清末民初，龚自珍的名句但开风气不为师在知识阶层中已经变得极为流行，为知识人竞相模仿。但是论语里谈论命和利差得不多，命与仁却差出10倍多，这个说法也过于牵强。
能力概念，作为实践社会学最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首先是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中来的，由布尔当斯基在《作为能力的爱与正义》一书中引入社会学。夏图雷诺认为，争执的目的是确立己方的权威，而非依靠证据说服对方。
因为，这个问题就变为不是仅仅在个人那里，而是在社团中如何确定信念[24]。在人类文明还无法想象消亡国家与政府的情况下，要想保证社会与政治的转型平稳有序代价最小，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必须效法先贤，致力于为说服的优先性辩护，并开辟这一传统，使之成为代代相传的精英传统。
因而，孔子对命不以为然，他推崇的是道。诔正是使逝去者继续活在人们中间的方法，也是士人阶层得以进入公共生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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